近兩個月時間,她一直待在武漢,負責重癥、危重癥病人的救治,直到武漢“大局已定”,才有空接受這次專訪
  本刊記者 張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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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生,新偶像的力量

  73歲李蘭娟:這個險我是一定要冒的

  近兩個月時間,她一直待在武漢,負責重癥、危重癥病人的救治,直到武漢“大局已定”,才有空接受這次專訪

  本刊記者  張丹丹

  李蘭娟:1947年9月出生于浙江紹興,1973年畢業于浙江醫科大學(現浙江大學醫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感染病學家,中國人工肝開拓者,設立樹蘭基金培育醫學人才。現任傳染病診治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

  李蘭娟以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的身份去武漢調查“不明原因肺炎”是1月18日,武漢新增確診病例終于歸零是3月18日,整整兩個月,李蘭娟的生活重心全是武漢。這原本并不是一座浙江人熟悉的城市,這原本也不會是一位73歲院士的日常,但跨過了生死門的武漢會記住李蘭娟的名字。在這場針對新冠肺炎疫情的阻擊戰中,她太關鍵。

  3月25日,停擺已久的武漢終于進入14天重啟倒計時,將于4月8日“解封”。大多數外地馳援的醫務工作者陸續返回家鄉,但《環球人物》記者聯系到李蘭娟采訪時,她仍在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東院。她從2月2日就進駐這家新冠肺炎定點收治醫院,每天去會診。

  2020年2月20日,李蘭娟在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東院ICU病房里。

  主動請纓去武漢救治危重癥患者

  能夠在此時采訪到李蘭娟,根本原因在于武漢的形勢已經好轉。我們從她口中聽到了很多好消息,其中最令人振奮的是——“大量重癥病人陸續康復出院”。

  2020年3月16日,出院患者謝大姐向李蘭娟表示感謝。

  3月25日這天,湖北省衛健委公布的疫情數據顯示,全省現有重癥1050例、危重癥318例,均在定點醫療機構接受隔離治療。在李蘭娟看來,當重癥和危重癥患者的總數降到1000例以下時,武漢本地的醫院就有能力全部接手了,那時她才能回杭州。“現在我們還有一些危重病人在醫院,有很多轉到武大人民醫院了,所以我在這邊盡量救治每一個病人。我想重癥和危重癥降到1000例以下應該不會太久,大概3月底、4月初吧,那時候我的任務才算是告一段落。”

  李蘭娟的預測每次都很準。3月8日婦女節那天,湖北省委書記應勇到醫院看望慰問,李蘭娟就跟他作了預判,“估計到3月中旬,20號左右能夠清零”。果然,3月18日,武漢新增確診病例首次為零,同時新增疑似病例為零,現有疑似病例為零。之后,李蘭娟表示,清零以后兩個星期如果沒有反彈,那么武漢可以“解封”。3月24日,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發布通告,武漢市將于4月8日起解除離漢離鄂通道管控措施。

  這些精準預判來自李蘭娟在傳染病學科上的專業自信。“4月8日‘解封’是非常穩重的,武漢的抗疫斗爭……偉大的武漢……”李蘭娟語速很快,此刻突然沉默了一下,她想起初抵武漢支援的情景。“來的時候心情非常沉重,那么多病人,有的甚至救不過來,去世了……后面形勢好起來,病人大幅度減少,大量的病人救治過來、出院,我們的心情也一天天好起來。”從2月1日晚在杭州登上西行的列車,李蘭娟來到武漢已近60天。對身處疫情中心的病患來說,這是生死存亡的每分每秒。

  2月1日,武漢市累計確診新冠肺炎病例4109例。那是武漢封城的第十天,城內醫療資源嚴重不足,大量有發熱、咳嗽癥狀的病人得不到收治,病死率在上升。這不是冰冷的數字,而是一個個鮮活生命的離開。這些問題不解決,防控形勢就無法扭轉。李蘭娟前一天已經向國家衛健委提出:“我可以帶隊去武漢救治危重癥患者。”但很多朋友、同事有擔憂——李蘭娟已經73歲,去抗疫一線救治危重癥患者,長時間處在高危環境里,實在過于危險!

  但李蘭娟還是決定去武漢,“我是一個傳染病醫生,這個險我是一定要冒的”。2月1日,她在浙江參加完國家衛健委的防疫電視電話會議后,就接到國務院、衛健委的指派命令:帶隊支援武漢。她立即組建了一支集合感染病學科、人工肝、重癥醫學科的10人團隊,帶上李氏人工肝、干細胞、微生態這三大技術,以及相關醫療設備和耗材、制劑共30多箱物資,連夜奔赴武漢。

  那時,已經沒有航班進武漢,火車票也不賣“武漢”這一站。李蘭娟和隊員登上開往南昌的列車——途經武漢。“火車路過我們這里,把我們放下了,凌晨4點40分。”她已經習慣把“武漢”說成“我們”。采訪過程中,《環球人物》記者有時不得不向她確認“我們”是指武漢還是別的,答案每一次都是武漢。

  從“心理壓力蠻大”到“大局已定”

  李蘭娟直接去了重點救治重癥、危重癥病人的武大人民醫院東院。“我們來了沒多久,醫院已經收了400個危重病人、重病人了,再過兩三天,就增加到了800個,氧氣、呼吸機都不夠用,醫護人員的口罩、防護服也不夠,困難很大。醫院里面是病人不斷增加,外面是檢測難、住院難,形勢非常嚴峻。”即便經歷過非典、H7N9型禽流感,即便從醫生涯里已經見過數不盡的傷心,李蘭娟仍然心情沉重,“心理壓力蠻大”。

  她沒有時間休息,每天幾乎只睡三四個小時,幾項工作同時開展:指導團隊救治危重癥和重癥,討論診療方案;作為專家給防控工作提建議;給各地來武漢增援的醫護人員進行培訓;指導火神山、雷神山和方艙醫院的工作;每天和傳染病診治國家重點實驗室連線指導科研。

  “我那時候最擔心的是能不能把傳染源真正控下來,隔離起來。”2月初的武漢,這是最嚴峻的問題,“如果傳染源還在外面的話,它還在傳染人,武漢1000多萬人啊,那還得了!對吧?所以我反復建議要檢測所有病人,爭取不搞假陰性,要重視檢測難的問題。”2月14日,應勇調任湖北省委書記,他組建了一個專家群,李蘭娟在群里反復說這個問題。

  更早之前,在一次高級別會議上,她向中央領導強烈建議騰出幾家醫院或是會議中心來集中收治輕癥病人。這與中國工程院副院長、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校長王辰所提的方艙醫院建議不謀而合。“檢測是解決發現的困難,這個建議是要解決治療的困難。我們剛來的時候,ICU(重癥監護室)一個病房6個人,5個救不過來;CCU(心肺科重癥監護室)一個病房的人全都救不過來。因為病人太多,已經在外面很長時間了,快不行了送過來,所以病死率蠻高的。這個難題必須解決,輕癥病人也不能在外面,都要收治。”這些經驗和很多聲音通過各條渠道匯總,中央指導組要求武漢在2月9日對“四類人員”做到“應收盡收、不漏一人”。

  2020年2月20日,李蘭娟在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東院ICU病房查房之后,摘下口罩,被記者拍到了臉上留下的壓痕。

  “檢測難、住院難的問題開始解決,氧氣、呼吸機的困難很快就解決了。”地毯式排查、大量檢測試劑運抵、4萬多名醫護人員支援,武漢“病情”好轉。回想起來,李蘭娟覺得萬幸:“我覺得在這個嚴峻的考驗當中,我們確實因為有黨中央、國務院的堅強領導,有全國人民的全力支持,才能這么快控下來。否則可能還會有更多人被感染,有更多人死亡。”

  很少有人知道,方艙醫院還在建設早期時,李蘭娟就去看過了。她提出很多細致的意見:“病人住進來以后,大小便怎么辦?洗漱怎么辦?吃飯怎么辦?大面積收治病人,還要注意性別……這些事情如果不做好,一個病人吵鬧的話,就會影響一大片。”在后來的救治中,全國各地馳援武漢的醫療隊大多駐扎在方艙醫院進行救治,工作開展得極為細致。無論是圖書角里安靜看書的學生,還是教健體操的護士和跳廣場舞的患者,都讓人感受到了樂觀、有序和溫暖。李蘭娟還抽空給方艙醫院的病人錄制了聲援廣播。

  接受采訪這天,李蘭娟終于說出了“大局已定”四個字,但仍然提醒接下來的防控不能放松。“現在我們大局已定,武漢的這場斗爭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下一步我們任務還是很艱巨,武漢要堅守,防止死灰復燃,尤其是社區這一關還要把好,外面有少數漏網的感染者要及時發現,通過發熱門診切實地檢測,切實地干預,切實地治療,實現徹底清零。另外是國際疫情兇猛,我們一定要嚴防死守,對國外回來的人必須嚴格地隔離14天并且進行檢測,真正呈陰性的才能到社會上接觸其他人。”

  石破天驚的封城建議

  今天回顧,沒有人會否認“武漢封城”是避免疫情擴散至全國的關鍵決定。1000多萬人口的中部重鎮武漢,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就未曾有過封城之說。這一石破天驚的舉措,是看上去柔柔弱弱的女院士李蘭娟最早提出的。她向《環球人物》記者講述這個過程時,語氣波瀾不驚,一切只是從傳染病醫生的角度出發。而在記者聽來,每一步都驚心動魄。

  早在去年12月底、今年1月初媒體報道武漢出現“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時,李蘭娟就多了一份關注。到1月17日時,她已經陸續從私人渠道搜集到一些信息,認為武漢可能有醫務人員感染。作為一名感染病學家,同時也是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李蘭娟感到事態有可能是嚴重的。當天,她向國家衛健委提出,想去武漢調查。第二天,鐘南山、李蘭娟等6位高級別專家組成員接到通知,馬上前往武漢調研。于是,鐘南山在廣州走出會場直接去了高鐵站,用一張無座車票到了武漢;李蘭娟則從杭州出發,同樣用一張無座車票,深夜抵達武漢。當晚,他們聽取了武漢方面介紹的情況。1月19日上午,專家組在武漢金銀潭醫院、武漢疾控中心、華南海鮮市場周邊調研,證實存在人傳人的情況。下午,高級別專家組召開閉門會議,鐘南山主持,李蘭娟第一個發言。

  “第一點是肯定人傳人,已經有醫護人員被感染了。第二點,要隔離,按照甲類傳染病管理。”李蘭娟的觀點很直接。甲類傳染病要對應最高級別的公共衛生應急舉措,17年前的非典屬于乙類傳染病,但按照甲類傳染病管理。之所以提出這一建議,李蘭娟也是基于17年前在浙江省抗擊非典的經驗。“非典的時候,浙江一開始有4例輸入性的病人,我就隔離了1000多人。當初有人問我,說你這個是不是違反人權,我說不是。按照傳染病防治法,甲類傳染病管理意味著各地、各部門和各級各類醫療衛生機構可以依法采取發熱病人篩查、確診和疑似病例隔離治療、密切接觸者隔離醫學觀察等措施。我在會上也舉了這個例子。”

  她提的第三點建議就是實質上的“武漢封城”。“當時大量的感染病例還在武漢,但是春節要到了,全國人口流動馬上到高峰。他們很可能流到各省,把病毒擴散到全國。所以我說武漢應該馬上做一件事,外面的人不要到武漢來,武漢的人也不要到外面去,不進不出,把疫情控制在武漢,避免全國大暴發。”她沒有透露在場人員的反應,但會議結束、人員尚未散去時,一同在武漢調研的國家衛健委同志就直接向北京作了電話匯報,并接到“專家組馬上回北京”的指示。下午5點多散會,6點多飛北京,一行人忙得腳不沾地。

  到北京住處時已是凌晨,國家衛健委主任馬曉偉趕過來第一時間了解情況,并告訴專家組,“早上8點半向孫春蘭副總理匯報”。1月20日早上,專家組向孫春蘭匯報了關于“不明原因肺炎”的調研情況。

  事態緊急,這天上午正在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臨時增加了一個議題,聽取鐘南山和李蘭娟的專家建議。“我們認為有人傳人,提出了要按甲類傳染病管理,要把疫情控制在武漢,要加大科研,要加大收治力度等等這些意見,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又講了一遍。”那次會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傳達了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指示:各級黨委和政府有關部門要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制定周密方案,組織各方力量開展防控,采取切實有效措施,堅決遏制疫情蔓延勢頭。這一議題結束后,李克強特意暫停會議議程,將鐘南山、李蘭娟送出會場,握手致意。

  下午,孫春蘭主持全國電視電話會議,部署防控工作,李蘭娟繼續參加會議。之后,她和鐘南山以及專家組其他成員一起向新聞媒體通報情況。也是這一天,鐘南山在央視的連線節目里直言“肯定人傳人”,引起大眾的防控警覺。李蘭娟則向媒體提出:“請多關心我們在一線的醫務工作者,他們面臨感染風險,在那里救治病人,需要更多的關心和愛護。”

  2020年1月20日,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在北京與媒體見面,鐘南山(右二)、李蘭娟(右一)、曾光(左一)等參加。

  這僅僅是開始。1月21日一早,李蘭娟帶著10位專家趕到聯防聯控指揮部。她帶去的大數據專家團隊已經分析出了一些有關華南海鮮市場的數據研究結果。在指揮部辦公室,李蘭娟調出分析結果,提出:“(2019年)12月1日到31日,有9600多個人去過(華南)海鮮市場,他們都有可能是被感染者。現在有不到2/3的人在武漢,1/3以上的人去了全國各地。所以我們認為疫情正在向全國蔓延,要通過大數據的手段,把他們找到,快速發現和控制傳染源。”這一天,她還參加了科技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等不同部門召集的會議,討論應對新發現的疫情。

  深夜走出會議室后,李蘭娟坐高鐵回到杭州。因為第二天早上是她的門診時間,還有不少病人等著她。

  從小山村走出的女院士

  李蘭娟的微信昵稱叫“夏履橋”,一個極富江南氣息的名字,源于大禹治水“過門不入,履遺不躡”的典故,那是她的家鄉——浙江紹興夏履橋村。1947年,李蘭娟就出生在這里。1970年,大學恢復招生,她被推薦到浙江醫科大學,畢業后進入浙江省第一人民醫院(今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成為一名專注于傳染病的醫生。

  1970年,李蘭娟被推薦到浙江醫科大學學習。

  上世紀80年代,重型肝炎肆虐,病死率高達80%。看到一個個病人因肝衰竭離世,李蘭娟內心沉痛,立志要解決這個醫學難題。有一次,一名病人入院,昏迷,沒有小便,導致腎功能衰竭,經過透析濾過等治療后,竟奇跡般地康復了。李蘭娟由此受到啟發。1986年,她申請到3000元青年科研基金,在我國率先開始了人工肝治療重型肝炎的研究。在當時,這項研究被認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她遇到了各種各樣的難題:人工肝中肝素、魚精蛋白怎樣合理地應用?大出血的問題怎樣克服?病人本身情況不好血壓要下降,人工肝運用影響血壓怎么辦?等等。

  李蘭娟帶領團隊反復進行大量的動物實驗和臨床研究,逐個攻克難題,不斷發展和完善新型人工肝治療系統,創制了新型李氏人工肝系統,顯著提高了重癥肝病患者生存率,居于國際領先地位,獲1998年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和2013年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這一次在武漢,人工肝技術也發揮了大作用。“在重癥向危重癥發展的早期,用人工肝確實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李蘭娟帶上了人工肝的全套設備奔赴武漢,甚至在醫院現場培訓醫護人員。

  2015年5月21日,李蘭娟介紹她改進后的人工肝系統。

  她還把2013年在浙江防治H7N9型禽流感的經驗也帶到了武漢。“當時我們已經有了‘四抗二平衡’的診療方案,就是抗病毒治療、抗休克治療、抗低氧血癥及多器官功能衰竭、抗繼發感染,再加上維持水電解質酸堿的平衡和微生態的平衡,這樣就能起到比較好的治療效果。”這一經驗也在武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如今,武漢終于春暖花開。當《環球人物》記者問李蘭娟回杭州后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她回答:“第一件事還是科研,我們這個傳染病診治國家重點實驗室,有大量的關于新冠病毒的研究工作要做,疫苗的研發也要加速推進。第二件事,我想要好好總結一下這次疫情中的事情,非典之后我和鐘南山院士一起主編了一本書,這次應該也要編一本書,總結一些經驗,為以后的防控工作做點貢獻。第三件事情是要推動感染科的建設,非典結束后,我們縣級以上醫院都有了感染科,但現在看來這還不夠,這方面的工作需要加強。”每一件事,都和疫情有關。

  李蘭娟說話帶著浙江人的口音,吳儂軟語,輕輕柔柔,但內容全部“硬核”,沒有對個人生活的細致講述。采訪的大多數時候,記者只是在聽、在記錄。她常常說得很專業,怎樣治病,有哪些方法,用了什么儀器,病人的狀態如何……談及向有關部門提出的建議,也有很多專業術語。“干貨”滿滿的采訪,讓我們感到心安。

  武漢就是在這么多“硬核”醫務工作者的照料下,終于蘇醒。謝謝你們,為我們逆行,為我們拼命。

  院士陳薇,親試新冠疫苗第一針

  非典救治、汶川救援、埃博拉疫情……她和戰友們奮戰在抗疫一線,“與毒共舞”29年

  本刊記者  王媛媛

  陳薇:1966年出生于浙江蘭溪,1991年清華大學碩士畢業,同年4月特招入伍,1998年軍事醫學科學院博士畢業。現任軍事科學院軍事醫學研究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工程院院士,少將軍銜。

  “大家好,我是009號新冠疫苗志愿者朱傲冰,體溫36.6度,身體狀況十分良好!”

  3月23日,27歲的朱傲冰發布一條短視頻,首先感謝網友對志愿者團隊的殷切關注。他接著說:“很多媒體和網友稱我們為勇敢的探路者和真正的英雄。其實,最早的探路者、最厲害的英雄應該是陳薇院士團隊的專家組,共有7名成員,在2月29日就接種了疫苗。現在大家身體狀況非常好,這也給予了我們志愿者極大的信心和勇氣。”

  朱傲冰是退伍軍人,這次當志愿者的經歷讓他見到了偶像陳薇。回想當時的場景,他“整個人都激動起來”,立正敬軍禮。因為買不到口罩,朱傲冰戴著自備的防毒面罩。看著朱傲冰頭戴黑色大家伙,陳薇打趣說:“小伙子,你這裝備比我們還專業呀!”后來,朱傲冰收到了陳薇送給他的一包口罩。

  新冠疫苗志愿者朱傲冰見到了自己的偶像陳薇。

  “九死一生”研發疫苗

  20天前,有一張照片在網上流傳,護士正往陳薇左臂注射針劑,照片配文為:“疫苗第一針,院士先試。”“第一支新冠病毒疫苗,今天注射到陳薇院士左臂。專家組7名黨員也一同注射。”接著,又有辟謠的聲音出現:“這張照片其實是陳薇院士出征武漢一線前在注射提高免疫力的藥物。”不過,現在已經有多個新冠疫苗志愿者證實,陳薇確實接種了疫苗。

  3月16日20時18分,陳薇牽頭研發的重組新冠疫苗獲批啟動展開臨床試驗。幾個小時前,陳薇在新冠疫苗臨床研究注冊審評會現場完成了新冠疫苗的答辯工作。在答辯現場,陳薇一頭干練短發,頭戴迷彩帽,身穿迷彩服,雖戴了口罩,聲音依舊干脆利落。“6個月以后加強一針的話,(防護)作用可以達到兩年。”“我們按照國際的規范,按照國內的法規,已經做了安全、有效、可控、可大規模生產的前期準備工作。我們已經做好了正式開展臨床的所有準備!”答辯結束后,陳薇接受采訪。她說:“我們身在地球村,我們處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個時代。疫苗是終結新冠疫情最有力的武器,這個武器如果由中國率先研制出來,不但體現了中國科技的進步,也體現了我們的大國形象。”

  要“率先”研制,是非常難的,疫苗研發的全球考場上,同學們都在奮筆疾書。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全球新冠疫苗研發項目已有44個,至少有96家公司和學術團體在同時開發。

  巧合的是,也是在當地時間3月16日,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在官網發文稱,在位于西雅圖的凱撒醫療集團華盛頓衛生研究所內,新冠疫苗“mRNA-1273”也展開臨床試驗。當天,一位名叫詹妮弗·哈勒的志愿者打下了美國新冠疫苗第一針。然而,美國醫藥信息網站隨后發文,指出 “mRNA-1273”疫苗試驗流程不符合常規,是“越過動物直接上人”。也就是說這一疫苗的動物試驗模型數據尚未出爐,就提前進入到人體試驗階段。

  相比較而言,中國的新冠疫苗已經率先突破藥物和疫苗從實驗室走向臨床的關鍵技術瓶頸,而這一突破,得益于我國擁有最早成功并經過鑒定的動物模型,為研發疫苗爭取了時間。

  在新冠疫苗的研制上,我國正兵分五路,同時進行了滅活疫苗、mRNA疫苗、重組蛋白疫苗、DNA疫苗、重組病毒載體疫苗的研發。其中,軍事醫學科學院生物工程研究所陳薇院士團隊和天津康希諾生物股份公司合作開發的重組病毒載體疫苗是速度最快的。

  重組病毒載體疫苗的原理,就是把致病病毒A的部分基因植入到不致病的病毒B里,重組成新病毒C。這個病毒C擁有A的外形,但致病性和B是一樣的。我國的第一個病毒載體疫苗就是陳薇團隊研制的腺病毒載體疫苗,2014年他們就是用這種技術開發了我國首個、世界第三個進入臨床的埃博拉疫苗。

  陳薇曾講述制作埃博拉疫苗的原理。埃博拉病毒有一個鑰匙蛋白,這個蛋白能打開我們機體幾乎所有的細胞,病毒就在人類機體內長驅直入,“如果能把這個鑰匙蛋白基因嫁接到一種普通的感冒病毒里,比如說腺病毒,體內就會對這個鑰匙基因產生一個免疫的記憶。一旦真正有埃博拉病毒侵蝕機體的時候,(免疫系統)就會認識它、識別它,把它拒之門外”。這個發現的過程是極艱難的,“失敗很多次,再嘗試、再失敗,再失敗、再嘗試,我們幾乎把所有的技術途徑都嘗試了一遍,滅活疫苗、減毒活疫苗、DNA疫苗、VLP疫苗、亞單位疫苗……”陳薇用“九死一生”描述第一次開發這種重組病毒載體疫苗的經歷。

  我們和埃博拉的距離只是一個航班

  提起陳薇與埃博拉疫苗,有幾個場景不得不說。

  第一個場景發生在2019年,埃博拉疫情早已結束。陳薇站在剛果(金)赤道省剛果河河邊,腳下是高大的鐵樹,面前是湍急的水流,感慨萬千:“剛果河是世界上最深的河流,其中一個著名的支流叫埃博拉河。1976年以前,埃博拉僅僅是一條河的名稱。1976年9月,一場不知名的出血熱疫情在埃博拉河兩岸的55個村莊肆虐,有的村莊甚至無人幸存,震驚全世界。1976年以后,埃博拉從一條河的名字變成了一個烈性病毒的名字,甚至變成死亡的象征和代名詞。”

  多年來,很多人問陳薇同一個問題。現在,人們用更通俗的話來問她:“埃博拉是個什么鬼?”她答:“埃博拉是個魔鬼。”三句話可以解釋這個“魔鬼”:它是生物安全最高等級的四級病毒,我們熟悉的非典病毒、艾滋病毒都只是三級病毒;它是目前世界上死亡率最高的病原體之一,感染后死亡率高達90%,在非洲被稱為“人類生命的黑板擦”;它是一個A類生物戰劑和A類生物恐怖劑,若被別有用心地使用,后果不堪設想。

  埃博拉病毒出現以來,全世界都在研究相關疫苗。陳薇說:“第一,我們要做原創的疫苗;第二,要做高效、安全的疫苗;第三,要做現實中大規模應用的疫苗。”為何陳薇團隊脫穎而出?有一個原因是陳薇引以為傲的軍人身份。“軍人要時刻去想,我們的戰場在哪里?”

  埃博拉疫苗的主要戰場在非洲。“美國同期研制的疫苗有很大的優勢,但是它是液體的,需要零下60攝氏度到零下80攝氏度儲存。”非洲烈日炎炎,低溫保存是極大挑戰,陳薇記得,“我們去的時候,不說別的,電都是要靠自己發”。因此,“疫苗做成對溫度更加不敏感的,甚至脫離冷鏈的,應用的現場就大大增加”。陳薇團隊成功把疫苗做成凍干制劑,“在2攝氏度到8攝氏度常規條件下就能保存兩年,37攝氏度環境下能保存3周”。

  2014年,西非暴發大規模埃博拉疫情,并且疫情首次離開非洲,到達歐洲和美洲。更為致命的是,病毒發生了變異,而美國和加拿大的疫苗均針對1976基因型埃博拉病毒。當年12月,埃博拉病毒導致的死亡人數激增,在這個嚴峻時刻,陳薇團隊研發的2014基因型埃博拉疫苗獲得臨床許可,成為全球首個進入臨床的新基因型疫苗。2015年5月,陳薇團隊走進埃博拉疫情肆虐的非洲國家——塞拉利昂,這是中國科研團體制作的疫苗首次在境外進行臨床試驗。陳薇團隊抵達后,塞拉利昂街道上常常能見到排起的長隊,那是等待注射疫苗的人們。

  2015年11月10日,十幾名塞拉利昂小伙子興奮地把陳薇拋向空中,慶祝埃博拉疫苗在非洲開戰臨床試驗取得成功。

  于是,就有了第二個場景。2015年11月10日,塞拉利昂中日友好醫院門前,十幾名塞拉利昂小伙子把陳薇拋向空中又接住,他們之前都在這個醫院接種了疫苗。就在3天前,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埃博拉疫情在塞拉利昂終止”。“我們中國的表達方式不一樣,所以在國內沒有這個。第二個,我比較胖,一般別人也拋不起來。大家一臉燦爛,他們也很燦爛,我也很燦爛。”陳薇笑著談起那次“禮遇”。

  陳薇愛笑,笑聲爽朗,她走路步子大,手甩起來,無論穿著軍裝、白大褂還是便服,都是颯爽身姿,這樣的性格讓熱情的塞拉利昂朋友感到很親切。

  陳薇被問過這樣的問題,“中國國內要處理的公共衛生事件已經非常多了,而且我們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你們為什么還要去非洲?”

  一個原因是要保護境外的中國人。另一個原因,這次新冠病毒疫情期間,人們已經有了真切的感受——我們和病毒之間,只是一個航班的距離。陳薇說:“若非洲的疫情沒有控制住,攜帶病毒的感染者,特別是在潛伏期沒有發現的人,乘飛機來到中國是非常有可能的。”而且,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那就是國家安全問題,生物科技突飛猛進,生物安全已經成為一種新型的非傳統的國家安全。”

  塞拉利昂的埃博拉疫情結束后,陳薇去了趟當地孤兒院。那是一個特殊的孤兒院,孩子們的父母都被埃博拉病毒奪去了生命。“作為一名女性,一個母親,我會很自然地想到孤兒院。”去的時候,陳薇帶的禮物是中國的撥浪鼓,“我小時候玩過,到現在都能回憶起爸媽給我買了撥浪鼓后的場景”。孤兒院的孩子,大的十幾歲,小的只有幾歲,他們都爭著去拉陳薇跳舞,這是第三個令陳薇難忘的場景。除卻軍人的身份,陳薇做這些的原因,是對這個世界充滿溫柔的愛。

  “沒有國產疫苗,中國將會怎樣”

  長發飄飄,一身白衣,騎著單車徜徉在落滿黃葉的清華園里。讀研究生那會兒,陳薇是這樣的文藝青年。她會唱歌、愛跳舞,還是學校刊物的副總編輯,常常參加周末學生食堂的舞會。1990年,她因偶然機會到軍事醫學科學院(今軍事科學院軍事醫學研究院)取抗體,忽然產生了投身到這里工作的強烈愿望。從清華畢業前夕,陳薇放棄了深圳一家著名生物公司的高薪職位,選擇穿上軍裝。此后,這個在清華園跳舞的女生過上了另一種生活。

  1984年,陳薇考入浙江大學,后被保送至清華大學。

  1991年,陳薇被特招入伍。

  2003年,非典肆虐,陳薇37歲。她帶領課題組連夜進入生物安全三級負壓實驗室研究非典病毒,到廣州一線醫院采集非典標本,與尚無治療方法的病毒零距離接觸。最終她帶領團隊成功研發出有效抑制病毒的“重組人ω干擾素”,成為健康人群的預防用藥。

  2008年,汶川地震,陳薇42歲,擔任“國家減災委科技部抗震救災專家委員會”衛生防疫組組長。為了預防災后疫情,她趕赴第一線指揮戰役。在廢墟上工作兩個月后,她又投入北京奧運會安保工作中,作為“奧運安保軍隊指揮小組”專家組成員,處置了數十起核生化疑似事件。

  因為新冠疫苗和埃博拉疫苗,越來越多的人知道了陳薇的名字。實際上,從走進實驗室的那一刻起,她就明白自己選擇了一條隱姓埋名的人生道路。有人提醒過她:“你們花10年甚至20年做出來埃博拉疫苗,但如果2014年埃博拉疫情沒有發生,剛果(金)的疫情沒有發生,你們豈不是白做了?”

  在她看來,“即便后來埃博拉疫苗沒有得到應用,我也很開心,那樣至少全世界人民是平安的。”她一開始就了解這個職業,并做好了心理準備。她說:“我的前輩,那些老一輩科學家,我不認識的、不熟悉的,我認識的、熟悉的,他們一輩子做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旦國家或者軍隊需要我們拿出力量,總能看到軍隊的力量在,非典、汶川地震、奧運會、埃博拉疫情……都是這樣。”這一次的新冠肺炎疫情,陳薇團隊依然用疫苗告訴大家,“軍隊的力量在”。

  為什么我們要極盡所能生產疫苗?去購買別國疫苗是否可行?兩年前“疫苗事件”發生時,陳薇有過深度思考。

  2018年7月,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通報了長春長生生物公司違規生產狂犬疫苗的行為。國產疫苗是否安全、是否值得信任,成為一個社會話題。很多人到醫院接種疫苗時,首選進口疫苗。“疫苗事件發生后,對當事人或者涉案者怎么樣的譴責,以及此后對他們的依法處置,我覺得都不為過。但這類事情怎樣去預防?如果沒有國產疫苗,中國將會怎樣?”陳薇自問。

  “有些人經濟條件比較好,可以承受得起進口疫苗。我們將近14億人的一個國家,我們的經濟能否承受得起?即便我們國家承受得起,全世界的產能足夠供給中國用嗎?”陳薇說,現在我國97%的疫苗都是國產疫苗,它們在支撐著我們的防疫體系。

  另外,疫苗的背后是國家安全問題。“正如這次中美貿易戰,不管出多少錢,別人不再提供疫苗怎么辦?”再進一步,“進口疫苗一定是安全的嗎?”2017年,跨國企業賽諾菲巴斯德36批五聯疫苗(其中含有百白破疫苗成分)在批簽發檢驗的過程中,被查出8批(約計71.5萬人份)效價不合格。

  1955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卡特實驗室制造脊髓灰質炎疫苗時滅活病菌不夠徹底,導致活體病毒出現。但安全測試中,這個問題沒被發現,很多孩子因此死亡或癱瘓。“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事件,美國在慘痛的教訓中,對相關法律進行完善,將監管水平提到更高。”陳薇希望,“疫苗事件”能成為“把這個行業做好的一個契機”。

  陳薇曾是全國人大代表,現在是全國政協委員,她呼吁做好國家生物安全防御體系的建設。“我們國家應該形成一個長效的合力。比如,能否形成一個長效的機制,成立與生物安全相關的國家實驗室,把國家的力量、科研的力量,甚至一些有情懷的企業家的力量整合起來。從源頭的創新到過程的研究,再到生產、應用以及最后的監管,都需要一定的頂層設計。”

  研究病毒的科學家面臨巨大的風險。2014年8月,美國《科學》雜志發表了一篇關于當年塞拉利昂疫情的基因序列文章,這對埃博拉防控至關重要。文章有55位作者,其中5位在發表時已去世,原因就是感染了埃博拉病毒。陳薇進入實驗室到現在有29年,這是小心翼翼的29年。有同事轉業前勸她:“陳薇,你少搞些‘魔鬼’課題研究。”但她腦子里揮之不去的就是這些“烈性微生物”,炭疽、鼠疫、天花、埃博拉……“您天天跟病毒打交道,怕過嗎?”曾有個小姑娘這樣問陳薇。陳薇的回答是:“要說不怕,那可不是真心話。我想,我們會盡一切的努力去做好個人防護,做好他人防護,做好環境防護。如果我們承擔了更多的怕,小姑娘,你和其他人可能就少一點怕了。”

  張文宏,擋不住的感染力

  記者跟著上海市新冠肺炎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張文宏,連軸轉了大半天。他說,病毒總是在歲月靜好的時候,突襲你的世界

  本刊記者  楊學義

  張文宏:浙江溫州人,1987年考入上海醫科大學醫學系,畢業后長期在上海華山醫院感染病科從事臨床工作。先后為香港大學、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及芝加哥州立大學微生物系訪問學者以及擔任博士后工作。現任上海市新冠肺炎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

  “張文宏忙得腳不沾地,你采訪他,得‘擠’他的時間。”去上海之前,《環球人物》記者就頻頻收到預警,重音都在“擠”字上。到了上海,記者跟著他從日到夜,顛簸、緊湊、繁累,身心全都高速運轉,是典型的戰疫狀態。

  當天上午,張文宏在收治輸入性病例的定點醫院了解病人情況;下午3點,他在華山醫院和記者匆匆打了照面,就開始跟疫情風暴中心的意大利專家進行視頻會議;傍晚,他和記者同車,穿越大半個上海,到他抗疫時期的常住地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晚上10點,他回答完記者最后一個問題,攝影師抓緊拍了幾張照片。只要攝影師稍稍停頓數秒取景,他就疲憊得睜不開眼。但他牢牢記得第二天的行程:要與中國駐德國杜塞爾多夫總領事館視頻連線,解答在德華僑華人的防疫難題。即使累成這樣,臨別時,他還是笑著跟記者說:“你們更辛苦,從北京跑過來,回去還要居家隔離14天。”都說采訪耿直、犀利、智商情商雙高的張文宏是件難事,稍不專業就可能被他“懟”,但這次漫長的采訪下來,我們感受到的,是一個溫暖的、心有大愛的張文宏。

  2020年3月16日,張文宏在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接受本刊專訪。(孫紅瀑/攝)

  “一旦關注,長期感染,無法治愈”

  《環球人物》記者和張文宏的見面有點戲劇化。3月16日下午,在華山醫院感染科所在大樓的門口,一口濃重南方口音的保安大爺一把攔住了記者和攝像團隊,不讓進。記者擔心錯過跟張文宏約定的時間——他很守時——于是連說帶比劃,正著急,一位白大褂從身后快速經過,看了眼攝像器材,干脆地說:“跟我走吧!”這聲音全國人民太熟悉了:張文宏!記者頓時舒了一口氣,心里踏實了。

  自從疫情開始后,張文宏一出現在公眾面前,就自帶這種踏實感。不管是他在“華山感染”公眾號上更新的文章,還是在媒體和視頻連線上發表的疫情觀點,他的權威、直率、理性和生動,給處在迷茫和緊張中的人們解答了很多疑問,帶來了踏實。

  不少人開始“粉”他,狀態正如關注“華山感染”公眾號時收到的那句問候語:“一旦關注,長期感染,無法治愈。”大家追著一個醫院的公眾號更新,自稱“新冠病毒是沒感染上,卻被張文宏感染了”。張文宏自己也吃驚:“今天上午我看了一眼昨天發的文章閱讀量,嚇了一跳,8.6個億。”他說出這個數字,也嚇了在場的記者們一跳。

  這篇文章就是3月15日更新的《張文宏:大流行狀態下的國際抗疫與中國應對——國際戰疫動態與展望(二)》,文章提到“按照當前全球的抗疫情況,本場疫情在今年夏天結束基本已經不可能”,成為當日的熱搜新聞。

  下午的見面只有半個小時,張文宏用他生動的敘述把一屋子記者感染了一遍。“新冠病毒,它的兄弟很多啦,現在加起來有7個,但其中4種冠狀病毒就是我們感冒病毒當中的一種,我們從來不叫它傳染病,因為大家每年都感冒。”“冠狀病毒就是這樣,如果大家不戴口罩,今天我們在這里一窩,開心地一個下午過掉了,那明天開始大家全部都要隔離。”“中國現在可以討論這件事了:我們是不是可以不戴口罩了?這個事情是國家要方方面面全部考慮的,不是我們醫學一家可以講這句話的,但至少是可以討論的。”

  他對時間的估算非常敏感,講完后拿起手機一瞥,時間快到了,立即起身道別,趕去醫院附近的視頻會議現場,與意大利政府官員和專家、多國僑社代表進行視頻連線。此時,還有《環球人物》在內的兩家媒體沒有完成專訪,他一邊走還一邊不忘把記者安排得明明白白:“晚上我要去公衛中心(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不開車了,坐你們的車走,路上有1個小時說話。”

  這場視頻會議開了3個多小時。張文宏向處在疫情“水深火熱”中的僑社代表和意大利政府官員、專家傳遞了信心:“中國醫生總結了很多經驗,我們也看到了大部分病人確實是可以得到治愈的。”根據國內經驗,他著重向意大利強調了最值得注意的幾個問題:“重癥病人一旦增多,醫療資源分配如果有問題,是最讓人擔心的。”“新冠肺炎的家庭傳播性是非常強的,我們最怕什么?一家好幾個人同時感染。”“年齡大于65歲的僑胞要特別注意個人防護,他們是整個疾病高危的對象。”面對留學生是否要回國的焦慮,他設身處地提出建議:“很多朋友問我孩子要不要回來?你要考慮兩個問題,第一,疫情要多長時間?回來是不是決定再也不回去了?你讀書工作都不要了?第二,如果不回來待在那里怎么辦?你要采取有效的個人防護,這個病真的可以防,保持社交距離、勤洗手、戴口罩,這三點都采用,感染可能性很小。”

  3月16日,張文宏與多國僑社代表、意大利政府官員和專家進行視頻會議。

  晚上7點多,張文宏來到記者們乘坐的車上。他先是談了一些疫情問題,尤其是對“隨著天氣變熱,新冠病毒傳染性會不會變弱”的看法。“印度、馬來西亞沒有特別重的病人,都偏輕,而日本韓國醫療條件不比馬來西亞差,死亡率卻比馬來西亞高,這就不能說和氣候沒關系。但是夏天來了這個病毒就一定能被控制住嗎?現在也不是很確定的一件事情,因為歐洲已經出現暴發趨勢。”

  隨后的1個多小時,張文宏難得放松,也難得和記者聊了點“個人話題”。記者說:“您這種性格很受網友喜歡。”他答:“我這種性格的人其實挺多,只是出現在電視里,公眾就覺得挺好的。所以,與其說這種性格很特別,不如說很普通,但普通又出現在鏡頭上,出現在節目里,所以大家就覺得很親切嘛。”

  “這性格跟您的職業有關系嗎?”

  “醫學領域比較特別,別人跟我談論的一般都是非常專業的問題。但這次我為什么和大家說一些淺顯易懂的話呢?因為疫情一定要控制好,不發動老百姓,是控制不好的。這就是為什么前段時間有個記者問我專業問題,我不回答。所有記者和我講話,首先需要老百姓聽得懂。在我看來,記者代表公眾,所以我和記者的溝通方式,就不能是我和醫院同事的溝通方式,這種溝通方式對于大眾來講是不公平的。”

  “網友都稱您為‘硬核醫生’。”

  他笑:“哪有什么硬核?我跟你一樣!都是普通人。我如果整天裝大尾巴狼,那很容易的,你還會說我硬核嗎?”

  “除了新冠疫情的書,網友鼓勵您出別的書,談育兒,談愛情……”

  他立即打斷:“沒有必要,這些我并不比你高明,是吧?可以肯定的是,關于新冠病毒,我比你高明。至于別的東西,你們年輕人都是專家,我是完全OUT啦!”

  “您有微博嗎?會潛水嗎?”

  他說:“我的主要工作在臨床醫學,開微博會占用時間,擾亂情緒。人家說你好,會影響你的情緒;人家對你有意見,也會影響你的情緒;如果不說你好,也不說你壞,那開微博干嗎呢?”

  聊著聊著,目的地就到了,一車人都沒聽夠,只覺得1小時太短。張文宏拿起背包下車,看著《環球人物》記者和攝像師搬器材,又停下來,周到地指明采訪位置,“到那里等我吧!”說完就快步上樓了。在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他度過了疫情以來的無數個日夜,今晚還有重要的會議等著他。

  “很多世界同行都在問:中國經驗是什么?”

  晚上9點,《環球人物》記者終于等到了張文宏的專訪時間。一坐下,他先開問:“大概要多久?”記者以他的語速在心中估算:“半小時左右吧。”但他開口回答第一個問題時,語速就慢了一倍。記者意識到:張主任太累了,采訪肯定要超時了。

  《環球人物》:當前全球都在抗擊疫情,您下午也在和意大利連線,國外現在關心哪些問題?

  張文宏:關心的點蠻多的,比較突出的是診斷問題。這段時間,他們病人一下子增加,怎樣盡快篩選?診斷試劑怎么去做到位?其次就是隔離,如果病人太多,怎么隔離?如果居家隔離,最怕的是病人突然病情加重,所以他們問我們哪些情況預示著這些病人病情加重。再就是有些地方病死率高,有些地方低,引起這種不同的主要因素有哪些?這些問題都是國外非常關心的。

  《環球人物》:中國最早面對疫情,和國外同行交流時,您內心有什么感受?

  張文宏:國外同行的心情,我們完全能理解。2009年,甲型H1N1流感在美國和墨西哥暴發時,我們也緊張了一段時間,然后慢慢放松下來。所以國外同行一開始也是這樣看新冠肺炎疫情,以為把邊境看看牢、輸入性病例管管住,就可以了。新冠病毒,大家一開始都不了解。鐘南山院士在1月去武漢一看,發現病毒傳播得很厲害了,意識到我們處在一個跟以前傳染病暴發時完全不一樣的態勢,所以國家采取了武漢封城這樣的措施。對國外同行來說,一開始還是防止輸入性病例,按照常態的流感那一套來做,大多數情況下這也是能管得住的,只能說這一次新冠病毒太特殊,傳播性太強了,病死率到后期還不是很低。所以接下來情況究竟會怎么樣?我相信各個國家都會根據防控的成果,不斷調整。

  《環球人物》:國外同行如何看待中國抗疫?當前全球抗疫中,有哪些“中國影子”?

  張文宏:在這次疫情中,中國醫生的站位是比較好的。原因是什么?國家高度重視。以前我們都覺得好像中國的醫療沒有國外發達,對吧?特別是和一些發達的歐美國家比。我前兩天和美國幾百個臨床醫生進行網絡溝通,近期和意大利、法國,還有東南亞一些專家溝通,發現中國在診斷、治療方面,已經站在了國際非常前列的位置。當有些國家診斷試劑都沒有普及的時候,我們已經做到了普遍篩查、應收盡收,而且有足夠多的呼吸機,甚至人工肺。這一次,中國在醫療資源方面,反而成為世界上最充足的。所以很多世界同行都在問:中國經驗是什么?

  現在,不論是美國、意大利還是德國,他們在病人的篩查、診斷和隔離方面都比前一階段明顯加快了速度。美國從實施公共衛生緊急狀態后,除了社區聯防聯控,我認為其他做法已經與中國十分接近了。這些都是中國經驗對世界的影響。

  《環球人物》:您曾說“人類從來沒有在任何一種病毒和細菌面前失敗過,我們最終是能夠勝利的”,為何人類總能勝利?

  張文宏:因為我們總能找到造成疾病的原因,這次我們也找到了病毒,最終也會發明藥物和疫苗,或者采用最簡單的隔離辦法戰勝它,這是其一。其二,人類還會不惜付出極大的代價獲勝,比如1918年大流感,幾乎是把全球給感染個遍,死了5000萬到1億人,那時全球只有18億人啊!但即便如此,病毒最后也慢慢退出了歷史舞臺。原因是什么呢?病毒如果感染了大多數人,這個時候人類也會建立自己的免疫。所以有專家提出來,我們是不是用群體免疫的方法來對抗新冠病毒?這個理論上也是可以的,但代價蠻大的啊!

  一名美國紅十字會員工在道路上噴灑消毒劑。

  1918年12月,美國西雅圖的一位沒戴口罩的旅客,電車司機根本不許他上車。這一幕,是不是好熟悉?

  在1918年至1929年的大流感時期和后來的其他傳染病暴發期間,日本公眾大量使用口罩,今天這種口罩在日本仍很常見。

  新冠病毒的流行,一定會過去。只是,我們到底要付出多大的代價?有的國家不愿意采取經濟停擺、封城的措施,覺得那樣經濟停擺了,國家垮掉了,死掉的人會更多。每個國家國情不同,現在不好說,只有等未來回過頭再評估。

  《環球人物》:這次中國的表現,將會為世界抗疫史留下哪些經驗嗎?

  張文宏:我們有很多地方值得去記錄。首先是中國科研的支撐。去年12月疫情在武漢暴發,今年1月初國家一些科研團隊就前往武漢,一個星期就把病毒序列全部鑒定出來,速度相當快。序列公布后,新加坡、日本、美國、中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馬上開始研制診斷試劑。

  武漢早期病死率很高。我們就舉全國之力投入進去,創造性地建立了方艙醫院,在短時間實現應收盡收、隔離救治,這也是抗疫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筆。

  這次疫情除了武漢以外,其他地方都是輸入性病例,兩個月的時間,全國人民采取了一個“悶”的戰術。這么大的國家,居然通過這樣一個簡單的方法,讓整個工作生活節奏放慢,把病毒找出來,然后隔離掉,最后治療好,在這么短的時間內活活把病毒“悶”死了。這在人類傳染病歷史上也是極為罕見的,將來一定會被反復拿出來學習。

  “這次疫情對全球大型城市都提出了巨大考驗”

  《環球人物》:如果將您的實驗室數據庫中所有病毒都比作一種猛獸,新冠病毒是什么?

  張文宏:我覺得你這個比喻非常棒。非典就像是老虎或者惡龍,你一看就嚇得要死,病人很快出現重癥死亡。但新冠病毒表面上看起來沒有非典那么厲害,最初不會造成很高死亡率,造成的傷害卻比非典廣。第二,人類花了很長時間才搞清楚它。按道理說,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漢暴發后,通過封城,我們一兩個月把它控制住了,國外就有足夠時間學習北京、上海這些城市,把疾病控制住,但現在反而出現了全球蔓延。這說明新冠病毒很狡猾,人類有判斷不準的地方。而一旦控制不好,這個病毒在個別地區病死率就很高,比如意大利都超過了7%。所以你看,表面上看似溫和,但很狡猾,又可能造成嚴重的傷害,你說它是什么?

  《環球人物》:毒蛇?狐貍?

  張文宏:狼!既厲害,又狡猾,一開始甚至會被誤認為是狗,不會引起你的注意。

  《環球人物》:和一般病人相比,新冠肺炎病人有哪些特殊性?

  張文宏:新冠病毒是一個新的病原種類,也就是說這個病毒以前從沒來過這個世界,所有人對它都是易感的。無論男女老少,不管你身體好還是不好,對這個病毒都沒有抵抗力,感染率都很高。所以新冠肺炎病人的一個特點是,在感染之前都好好的,突然就生病,具有突然性、廣泛性和隱蔽性特點。

  《環球人物》:人好好的就感染了,怎樣克服他們的恐慌感?

  張文宏:這次不光病人有恐慌感,全世界都恐慌了。有的國家還說60%—70%的人群都要感染一遍,你說恐慌不?最近意大利的死亡病例數也在拼命增長,是吧?所以說沒有恐慌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這個病又可以治療。全國到目前為止就是武漢的死亡率高一些,那是因為早期醫療資源不充沛,但武漢以外的城市現在平均下來也就是1%左右。現在通過我們的治療,相信民眾的恐慌心理會有所下降,如果盡早治療,至少99%的人是可以康復的,相信大家都看到了。

  《環球人物》:據說戰勝病情,信心很重要,您怎么給他們信心?

  張文宏:臨床上治好病人,就是給他們最大的信心。

  《環球人物》:您曾在一次演講中自稱“焦慮”,能談談這種焦慮感嗎?這次疫情中,有沒有焦慮期?

  張文宏:那是在一個演講活動上,前面是別的人在演講,講詩歌什么的。輪到我講話的時候,我就覺得世界還是蠻美好的,對吧?但從事公共衛生工作的人,會看到這個世界充滿著很大的不確定性,病毒、細菌總是在歲月靜好的時候,突襲你的世界。那次還是2017年,轉眼都兩年多了,當時我們就在講,像非典這樣的事情會一直發生。所以我們感染科的醫生需要時刻保持一種警覺性,將新發病原體第一時間鑒定出來,然后報警。你不報警,就很容易造成疏漏,一旦窗口期過掉,后果將非常嚴重。

  這次疫情,在武漢封城之后,上海市進入防控的關鍵時間節點。如果是不同國家出現疫情,還可以通過海關防住,但國內不同省際之間,封城之前就有很多感染者進入上海。這段時間是最焦慮的,我們能不能在所有醫院里面把所有有癥狀的病人,確切地篩查出來呢?篩查出來之前,感染者是不是已經在社區里面進行了大量傳播呢?這個時候整個上海的防控小組是非常緊張的。一旦開始社區傳播,傳播鏈就搞不清楚了,大量沒有源頭的病人就出來了,就會出現一個暴發的態勢。上海是一個接近3000萬人口的超大型城市,一旦暴發,結果非常可怕。

  那段時間,上海各個社區、道口做了嚴密防控,特別是疾控中心、醫院的發熱門診、臨床實驗室,做了大量的密切接觸者的溯源工作,最后將每一個病人的傳播路線都摸得清清楚楚。這些都歸結于上海的城市管理。實際上這次疫情對全球大型城市都提出了巨大考驗,東京、新加坡、紐約、北京、上海,其實都在比嘛。到目前為止,上海這個超大型城市的本地病例已經成功消失了兩個禮拜,到了一個真正無本地病例、開工復工的時間節點。

  2020年3月16日,工作人員對即將解除隔離的旅客進行行李消毒。

  《環球人物》:既然到了開工復工的時間節點,如何在過度防控和懈怠心理之間尋求平衡?您說全球疫情不能在短時間內結束,我們還要戴口罩嗎?

  張文宏:按科學道理來講,一個城市本地病例數清零,再經過最長潛伏期14天后,就可以復工復產了。如果兩個最長潛伏期沒有病例,那整個社會應該盡快開始活躍起來。但現在國外輸入性病例可能還會增加。所以,國內一方面盡最大可能讓經濟活躍起來,一方面對輸入性病例更加嚴格管控,兩手都要抓。

  至于口罩,還是要根據所處的環境和特定人群,來選擇戴或不戴。一些重點人群有碰到輸入性病例的可能,比如醫務工作者,以及衛生、餐飲等服務行業從業者。對他們來說,口罩還是要戴的。至于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隨著應急等級的下調,口罩可以逐步脫掉了,但在人口密集的地鐵、公交等環境中,再戴一戴口罩也無妨。

  “上醫治未病,就是把傳染病扼殺在早期的搖籃里”

  《環球人物》:和其他科室相比,感染科有哪些獨特性?

  張文宏:我們一般到醫院看病,心臟不舒服去看心臟;咳嗽、氣透不過來,去看呼吸科;做體檢發現肺里有問題,去看肺科或是胸外科;小便不好,去看個腎臟科。所以都有個器官。但感染科比較特殊。什么叫感染?就是自然界中很多微生物,像細菌、病毒、寄生蟲會引起人生病的微生物進入人體中繁殖,有可能只在身體的某一個部位特別厲害。比如這次,新冠病毒進入肺中繁殖,引起感染,那臨床表現就是肺炎,是不是?

  感染性疾病涉及的面非常廣,比如肝炎病毒會引起肝炎,傷寒引起腸道感染,腦炎病毒引起腦炎。分布在全身各個部位,跟其他學科有很多關系。新冠肺炎本質上是一種感染性疾病。但是生的地方是肺,所以呼吸科醫生會進來;引起的癥狀嚴重后,就會致命,全身多臟器功能受影響,這時候重癥醫學科也會進來。

  《環球人物》:您和所在團隊參加了多次抗疫,以往的經驗對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有哪些幫助?

  張文宏:對,華山醫院感染科團隊從最早建科開始,在感染性疾病里,一直保持平戰結合的狀態,保持對疑難傳染病的診斷,實驗室的鑒定做得非常前沿。我的導師翁心華是感染科前主任,他的幾位學生負責了上海市各個階段傳染病臨床救治工作。

  張文宏(左二)與同行和學生交流業務、傳授經驗。

  新冠肺炎疫情給我們的教訓是:無論在哪個城市,都要有一支感染科常規的、常駐的部隊,每個醫院都要有從事公共衛生工作的臨床醫生存在,這樣才能保證國家安全。

  《環球人物》:您說過“上醫治未病”,做到這個需要哪些條件?

  張文宏:“上醫治未病”是一個預防醫學的概念。我們現在已經看到了,等疫情真正全世界蔓延的時候,大家處理起來非常困難。所以我們要從傳染病發展的源頭,甚至于在更靠前的位置,把它控制住。對我們來說,治未病就是把傳染病扼殺在早期的搖籃里。

  《環球人物》:記得2013年,感染科就曾把甲型H7N9流感扼殺在搖籃里。

  張文宏:對。2013年的甲型H7N9流感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2013年我們科的同事盧洪洲教授去會診,帶回來一個病例,馬上借助團隊力量在很早期就把H7N9病毒的序列做出來了,很快就知道來源于家禽,就把整個動物市場關掉,所以第一階段H7N9就沒有了。但是2016年又突然來了一個H7N9病例,這個在臨床上是我們發現的,因為我們實驗室對各種不明原因的肺炎都是非常警覺的。所以我們馬上向當時的國家衛計委報告,國內掀起了一波給雞打H7N9疫苗的小高峰。所以現在H7N9就真的沒有了。舉這兩個例子是說,這種傳染病早期哪怕只有個例出來,你的迅速發現,對傳染病防控來講都是非常重要的!

  2013年4月8日,安徽省滁州市電力醫院的醫護人員為揚子中心小學的學生講解如何預防甲型H7N9流感。

  《環球人物》:科普也是“治未病”的方式吧?您擔不擔心過幾年大家對新冠疫情這事又淡忘了?

  張文宏:科普真的非常重要。每一種傳染病,當你生病了再預防就晚了,所以最好還是不生病嘛。這次新冠疫情出來,大眾是非常恐慌的,所以我們需要一些權威的聲音,用大家聽得懂的話,把事情講清楚了。前段時間我編了一本書(即《張文宏教授支招防控新型冠狀病毒》),現在被翻譯成意大利文、英文、法文、波斯文、越南語,我沒要版權,就是給各個國家做科普。

  今年的新冠病毒,讓大家知道這種事可能以后會經常來。我們還是要做到未雨綢繆。我們將來整個體系建設還要更加強大和敏感,出現這種苗頭的時候,也需要老百姓迅速響應。這些面向大眾的科普教育,希望能對著小朋友反復講、經常講。否則過幾年,大家又開始麻痹大意,醫院的公共衛生相關科室又開始弱化,老百姓在新的疫情發生時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風險依然會很大。

  人人都愛張文宏

  盡管采訪有別于生活,但《環球人物》記者隨著張文宏從白天到黑夜顛簸、輾轉了一大圈后,臨別時,很有些不舍。如果現實生活中你有一個張文宏這樣的朋友,隔三差五就能見面聊聊,那你的生活一定會更加豐富、豁達、快樂。

  有位媒體記者拿出手機給張文宏看了根據他形象設計的手機殼、抱枕等周邊產品,他也跟著哈哈大笑,好像在看別人的熱鬧。張文宏也不上視頻網站,壓根兒就不知道,現在只要是他的視頻,網友激動的彈幕會密密麻麻把畫面全蓋住。好吧,就算知道,他也不關心。

  張文宏曾對媒體說,專家組的專家做到這個份兒上,沒一個脾氣好的。張文宏是這個專家組的組長,我們曾經設計過一個問題,就是他和脾氣很大的專家們怎么相處?他怎么當好這個組長?結果,和張文宏相處了就會發現,現實生活中,你無法不喜歡他,無法對他發脾氣,他是那種你整天聽他不停說話也不會嫌煩的人。這一定是他能當好組長的原因之一。

  短暫的跟訪和相處當然無法觀察到張文宏的每一個側面,好在他的視頻不少。

  疫情暴發之初,是全國上下的醫務工作者同新冠病毒進行殊死搏斗,公眾情緒最為焦灼的時候。張文宏面對媒體說了一番話:“人不能欺負聽話的人。”“(我)把科室所有崗位的醫生全部換下來,全部換成共產黨員。”他自己也是一名黨員,帶著科室黨員一起沖上去了。危難關頭,每個人都需要耿直和真話的力量,更需要說到做到的責任和擔當,這讓張文宏贏得了大家的一片歡呼,這段視頻一夜爆紅。

  有人說,張文宏是“雞湯殺手”,專治媒體人強行煽情、強行勵志的毛病。有次,一位記者采訪他時,正趕上他媽媽打來電話,記者慫恿他在鏡頭前和媽媽通話,他卻倔強地說“我偏不接”,記者又問他是否想媽媽,他又不中計,來了一句“哪一個正常的人會不想念自己的母親?”另一次媒體問他“當初上大學為什么選擇感染病學”,他回答:“對我個人你不要采訪,我覺得沒什么意思。我就一個鄉下人跑到上海,讀完書留下來工作而已。”接下來就開始長時間談論感染科。在重大的公共衛生事件中,公眾正需要這樣的態度:把自己看得很輕,把醫學看得很重。

  就像張文宏所說的那樣,他說的話一定要老百姓聽得懂。他把非典和普通流感比作老虎和貓,雖然都是貓科動物,但對人的傷害性對比一目了然。他很明白,過于專業的醫學術語,會把老百姓拒之門外。或許,避免刻板說教,才能讓普通人更好地接觸到醫學,這才是真正的專業主義和醫者仁心。

  2020年2月23日,22名新冠肺炎患者在上海市公共衛生中心治愈后集體出院。張文宏就此接受媒體采訪。

  在突發的危機中,社會心理總是會尋求一個拯救型的公眾偶像;更何況在信息時代,“人人都能成名15分鐘”。一個張文宏橫空出世,公眾如此喜歡他,就難免會塑造他、捧殺他,但好在張文宏堅持做自己,極力把自己往人間拽,不走“高大上”的路子。《環球人物》記者試探性地問他:“都說您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人,您怎樣看待外界對您的關注?想讓公眾在您身上得到什么?”

  他說:“我從來沒想過這個事。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來臨,作為專業人士,有責任把真實情況告訴民眾,因為大家了解了才會知道怎么去防控。大家都在各干各的事兒,每個人都在過自己的生活。新冠過掉了,我也沒有什么東西可以跟大家分享。所以,有趣、無趣,隨著新冠的離去,都會回歸正常。”

  回歸正常,這正是眼下每個人內心向往的。就讓我們祝福張文宏,在感染科辛苦工作的同時,繼續快樂、真實、平凡地生活在我們身邊。

  當中國醫生成為全民偶像

  本刊記者  張丹丹

  (一)

  “以武漢為主戰場的全國本土疫情傳播基本阻斷。”

  “從3月25日零時起,武漢市以外地區解除離鄂通道管控。”

  “從4月8日零時起,武漢市解除離漢離鄂通道管控措施。”

  這些消息,太美好了!

  這些成績,來得太不容易了!

  歷時兩個多月,這場“新中國成立以來傳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終于見到收尾的曙光。它注定成為一代人的集體記憶和公共烙印。多年以后,當我們回首2020年這個春天,會想起一個詞:白衣執甲。

  “我決心竭盡全力除人類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維護醫術的圣潔和榮譽,救死扶傷,不辭艱辛,執著追求,為祖國醫藥衛生事業的發展和人類身心健康奮斗終生。”這是每一位步入醫學院、披上白大褂的中國醫學生都要宣讀的誓言,是從醫路上的第一步。

  不足百字,當時讀來是尋常,但到了舉國抗疫的時刻,方知字字千鈞,都是生命的信仰。“竭盡全力除人類之病痛”,所以他們面對未知的病毒,不惜一切代價,窮盡一切治療手段;“維護醫術的圣潔和榮譽”,所以他們吹響警報,直言不諱;因為“救死扶傷,不辭艱辛,執著追求”,所以他們春節逆行,奔赴危城,毫不猶疑。

  白衣執甲,詞雖新,精神卻是源遠流長。即使在“80后”“90后”并不漫長的記憶里,這也不是中國醫務工作者第一次如此氣壯山河,也不是他們第一次成為全民偶像。17年前的非典,鐘南山的名字一夜之間婦孺皆知,是他直言以告:“根本就沒有控制!病情還在傳染,怎么能說是控制了?”是他據理力爭,非典的病源不是衣原體,而是冠狀病毒;是他精深專業,“搞好自己的業務工作,做好防治疾病的工作,這就是我們最大的政治”。而這一切,又源自他的父親、兒科專家鐘世藩的家學傳承,“我父親很少說話,但他一般說話都有證據的”。

  在今年的疫情中,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曾光最早在媒體上公開提議:“能不到武漢去就不去,武漢人能不出來就不出來。”他的名字在中國防疫史上的亮相,可以追溯到1988年的上海甲肝暴發。在那次局部疫情中,正是曾光接到了上海的緊急電話,從而預警疫情。2003年非典期間,也是他走進中南海,在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上講課,主題就是非典型肺炎的防治。

  非典一役,足以展現中國醫務工作者的厚重底色、赤子初心。如今率先研制出新冠疫苗的少將院士陳薇,也是在非典中嶄露頭角,當時她才37歲。她與前輩鐘南山、曾光在非典的戰場上交相輝映,此后在2014年的埃博拉疫情中大放異彩。許多人認為,電影《戰狼Ⅱ》中的陳博士,就是以陳薇為原型。埃博拉疫情是中國本土之外的一次重大疫情,中國醫生的援非行動是一次冒著重大生命風險的國際抗疫救援行動。如果說那一年陳薇等人奔赴非洲還沒有引起全民關注的話,那么時至今天,一支支中國醫療隊奔赴全球新冠疫情的風暴中心,援助意大利、塞爾維亞、伊朗、伊拉克、柬埔寨等國,則是一次次激起全民熱淚。用網友的話說:白衣執甲,何止是為吾國吾民,更是真切地教會了我們,什么叫“環球同此涼熱”,什么叫人類命運共同體。

  (二)

  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想不到自己會突然走紅,但一切順理成章。人們喜歡看他寫的文章、聽他說的話、傳播他的金句,真的只是因為他說得通俗易懂嗎?其實不然,他令人折服的地方在于專業性。華山醫院感染科,是全國感染科中的佼佼者。作為主任,張文宏深厚的醫學功底才是說話做事的一切支撐。疫情期間,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是10萬+的 “爆款”,成功科普了許多關于新冠病毒、傳染病、疫情防控的知識;他的很多采訪被網友自發剪輯成短視頻,在各個平臺播放,成功說服大喊“宅不住了”的年輕人心甘情愿宅下去。如果沒有專業性作為支撐,他的耿直、通俗并不能發揮如此大的功效。

  這是一個好現象,全社會對專業人士的尊重度更高了。如果年輕人希望在今后的人生里獲得更多尊重,實現更多人生價值,張文宏這樣的專業人士就應該成為新偶像。

  在2020年春天,還有更多名字值得我們永遠記錄。張繼先,湖北省中西結合醫院呼吸與重癥醫學科主任,在醫療系統工作了30年,2003年抗擊非典時就是武漢市江漢區專家組成員。2019年12月26日,她所在的醫院接診了一對因咳嗽、發燒來看病的老兩口,她發現胸片CT呈現出與其他病毒性肺炎不一樣的情況。有過抗擊非典經驗的她立即警覺起來,讓老兩口把兒子也叫來檢驗,結果發現同樣的問題。第二天,張繼先和院方一起將這一情況報告給江漢區疾控中心,第一個拉響了疫情警報。此后,接連而來的國家衛健委專家組的多次調查,都離不開這次預警。李蘭娟,73歲的女院士,在1月中下旬第一個提出“武漢封城”這個石破天驚的建議,從而避免了病毒在全國擴散,也讓全國醫護人員有了千里馳援的時間窗口,她自己更是一馬當先沖到武漢,至今未返鄉。王辰,中國工程院副院長、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校長,率先力主設立方艙醫院,最終16所方艙醫院累計收治1.2萬名輕癥患者,成功扭轉了防控局勢。

  截至3月1日,全國29個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軍隊等調配了346支醫療隊馳援,逆行湖北的醫護人員達4.2萬多人。他們當中,有年歲已高的老院士,有稚氣未脫的小護士,有支撐全家的頂梁柱,有即將步入婚姻殿堂的年輕人……“90后”“00后”更是挑起了抗疫一線的重擔。中國醫務工作者的專業精神,在疫情這個特殊的戰場上代代傳承,生生不息,照亮了整個春天。

  中國醫務工作者正在成為新的全民偶像,這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從武漢新增新冠肺炎病例歸零那天開始,各地馳援武漢的醫療隊陸續返回家鄉。也是從那天開始,十里長街相送的場景在武漢和湖北各地不斷重復。而在全國各地重復上演的,則是以最高禮節迎接英雄歸來的場景——警車開道、過水門、鳴笛相迎、英雄機長駕機親迎、國宴大廚掌勺14天觀察期飲食……無論是政府部門,還是普通國民,人們都在用最真摯的方式表達敬意。

  “謝謝你為我們拼過命”,這句話刻在了2020年的年輪上。在這拼命的過程里,我們記住了鐘南山泛紅的眼眶,記住了李蘭娟被口罩壓出深痕的臉,記住了張繼先“流了一生眼淚”的感觸……我們記住了專業的力量、實事求是的力量、白衣執甲的力量。

  魯迅先生曾經寫下過一段關于“中國脊梁”的論述:“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今天,中國脊梁的名字毫無疑問叫做醫務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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